神庙里就这样充满了许多未成熟的,犹豫不决的参与者。他们承受着内在和外在的巨大压力,要表现出高于真实状况的投入程度。而且,因为缺乏真正成熟的奉献者,那些所谓通过了灵性进步考验的人,没有给这个运动留下好的经验和实践指导和咨询。这所有因素加在一起,使这个运动没有能够以健康且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其成员所面对的灵性弱点和阻碍。 这些问题极少得到承认,更不用说讨论了。当时亿世康的主流气氛不鼓励任何人坦白和公开承认自己遵守原则有困难。不仅整个机构如此,个人也同样。例如,我刚加入庙宇后不久,便将自己的问题倾诉给了一位略为年长的奉献者,希望得到谅解、实际的建议、同情和鼓励;相反,我的‘倾诉对象’展示的是警觉、震惊与愤怒。他作出严厉的判断,说我“不可能成为一名奉献者”。这些经历真是太典型了。掩蔽,成了所有要求极度圣洁的宗教团体不幸的副产品。它表现出来的是欺骗、虚伪、偏狭、狂热、拘泥细节、吹毛求疵,以为了次要的品质而忽略大的道德。奉献者开始互相隔离,真正的友谊被窒息了。 一群人加入运动成为会员,同样那么多的一群成员又离开了。用亿世康的行话来说,他们是‘做蠢事’(堕落回到虚幻中了)。大多数情况下,离开的情形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事先的警告,奉献者便在半夜突然消失了。有时,事前会有一段停滞和消沉期,但通常情况下都是毫无预兆。经过私下的调查,有几位奉献者透露,那些‘做蠢事的人’是在遵守原则方面遇到了问题。因为无法面对现实,他感到被孤立和内疚,这最终令他离开了社团。在早期,这种离开会造成社团危机,并被视为背叛。这使得许多奎师那意识本身就不是很坚定的成员动摇了信心,甚至有人暗暗地羡慕那些离开的人。当发生奉献者离开之事后,通常有一个事后检查会,分析离开的奉献者的错误和缺点,并且谴责他,这让留下的成员感到自己是安全和有价值的。但令庙里剩下了的居民困惑又非常烦恼的是,许多离开的奉献者并没有完全消失掉,相反,他们会和某一位庙里的人保持联系,成为其他离开者的社交网中的一员。他们会经常会在星期日的大餐聚会及其它公开活动出现。一位庙宇居民说他们是‘亿世康的影子’;运动本身则称他们为‘边缘人’(现在很少听见的用语)。 因为许多庙宇奉献者对这些边缘人的愤怒和怨恨,他们受到的待遇通常并不友好,经常会听到尖刻而讽刺的评价。在最好的情况下,庙宇居民会变得漠不关心,因为你不能对‘边缘人’传教。在这里,‘传教’的意思是说服某个人加入庙宇社团,而边缘人是被排斥的;他们保持对奎师那意识的忠诚,但仍停留在庙宇居民认为是不令人满意的层面。通常就是他们对某一项或几项规范原则有所妥协,并且减少或没有稳定参加奉爱服务活动。 这些年来,边缘人的数量在稳定增加,但IKSCON的领导和庙宇奉献者并不认为对他们有任何职责和义务,也不认可他们一贯忠诚的合法性。他们代表着失败,整个制度只想否认他们。一直到最近七年左右,亿世康领导才开始认可这些边缘人物为庙宇应该照顾的真诚会众,当然不同的地方认可的程度又是不一样的。这一迟到的认可表明,亿世康并不情愿正视其成员普遍无法长期坚持标准及灵性纯粹的现实。 然而,整个运动却被迫面对一个问题,自从1977年圣帕布帕德去世之后,许多已经承担启迪灵性导师角色的资深成员也堕落了。这最终导引发了一场危机。古茹们本来都是托钵僧,许下了最终的本该不可取消的贞守和弃绝诺言,从这些标准上堕落下来是严重的事件。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托钵僧不能坚守自己的诺言。 1969年,三对奉献者居士成功地在伦敦发展哈瑞奎师那运动。这给圣帕布帕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采取鼓励婚姻的策略。他在1971年在孟买的一次《博伽梵歌》讲课上解释了自己的立场: ……巴克提希丹塔为传教培养了许多贞守生和托钵僧,但我在培养大量的居士,因为在欧洲和美国,男男女女们很容易亲密交往,人很难保持贞守。所以,不需要虚假的贞守生……婚姻生活便被称为居士修院。它和托钵僧修院一样好。修院指的是赞美博伽梵的地方。你可以做钵僧、居士或贞守生,这没关系。关键在于赞美博伽梵。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已婚夫妻对我帮助非常大…….举个实例。我的一个神兄弟是一名托钵僧。他在20世纪30年代被委派去伦敦办庙宇。但在那里呆了三四年后,他仍是无法完成灵性导师的心愿;于是他便被召了回来。现在,我派去三对夫妻,他们现在都在场,他们工作是如此出色,一年之内就在伦敦开办了庙宇,现在还在良好地发展。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是贞守生、托钵僧还是居士……一个人如果懂得奎师那的科学,并在全世界传教,那他就是古茹,是灵性导师,这和身份没有关系。因此,在欧洲和美国,我会培养更多的居士,家庭,这样他们能够非常认真地承担这一运动并且传教。而且,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这一程序非常成功。 因此,在我加入亿世康时,大家认为每一个人都该结婚,而奉献者也的确受到这样的鼓励。通常情况下,婚姻都是被安排的,没有任何求爱过程,而且都得经过圣帕布帕德批准。然而,从1971年起,圣帕布帕德开始担心了。这在他写给手下的奉献者领导之一慧达亚南达的信中展示出来: 至于某某奉献者的婚姻,你一定要先和他商量,婚姻不是闹剧,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能有离婚,如果他答应不会和妻子分手,那我就许可他们的婚姻;否则就不同意。最近有太多夫妻被卷入玛亚的洪流,非常让人气馁。所以,如果他同意这几点,那你就可以带着我的祝福举办他们的婚礼。 圣帕布帕德对婚姻结果的觉醒与日俱增。到了1974年后,他干脆再也不批准任何婚姻了。(在我所在的庙里,将近一年都没有任何婚礼。之后才在我的许可下举行了内部的仪式)。因为此事遇到的挫折,圣帕布帕德的政策似乎也有所变化。当时,居士生活开始在亿世康急剧贬值。经典中将婚姻生活谴责为“一口黑井”等等,这也被广泛引述。人们大肆鼓励男奉献者保持贞守,一时间这似乎已成标准,而加入托钵僧行列则被视为对成功的回报。接受启迪进入托钵僧修院的奉献者的数量明显增加。追求达到超然的真诚愿望,往往也混杂了想要在社团内得到名望、地位和权力的野心。这使得大部分年轻人作出冲动而又毫无远见的决定。那些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控制的欲望,开始展示为偏狭和狂热。 社团的气候开始变得丑陋起来。某些托钵僧开始反对居士,进而反对妇女。妇女们此时在社团内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1976年,美国居士庙长与强有力的逍遥派托钵僧、贞守生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甚至连圣帕布帕德都称之为一场“兄弟内战”。不出所料,时间一长,许多年轻的托钵僧都无法维持誓言。于是定量的甚至是与日俱增的,有大批人员离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极端的羞耻感,再加上来自托钵僧社团毫不留情的谴责,促使这些奉献者被放逐,成为边缘人或离开得更远。 尽管居士和托钵僧之间的敌意因流言蜚语而变得众所皆知,这个运动却无法从整体上认识到此问题的范围和严重性。圣帕布帕德1977年离世后,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亿世康被转手给他的学生,而他们受到的训练都不超过十二年。 十一名精选的管理委员(GBC)被提升为启迪古茹的位置(其中的两对居士很快被说服接受了托钵僧启迪)。然而,授权给下一代也丝毫没有减少托钵僧堕落的人数,这群新的古茹也无法幸免于难。被接受为成千上万新奉献者的活典范及神之媒介这一角色不到十年,便有六位古茹轰然而倒。人们怀疑亿世康是否还能延续下去。 古茹的改良 亿世康内部权威的危机,最终导致了1987年对古茹地位的重新调整。领导们在灵性和物质都不成熟,这本身已经够严重了,但这还不是危机的终点,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关联着亿世康内部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自从帕布帕德去世后,亿世康内部启迪古茹的地位变得制度化了。当古茹的概念隐含着这样一个传统的基础,即古茹是得到了神灵启示、神赐大能的在灵性上拥有无限权利的人,是具有完全独力的决定性权威的人;而这机构也成为这个人物的自然延伸和化身,问题便产生了。实际上,圣帕布帕德本人便是这样一位古茹。然而,早在1970年,圣帕布帕德就已经努力地在亿世康内建立一个不同的领导结构,他还不断强调这结构将在他之后继续下去。这被称为管理委员会(GBC),这个委员会的管理结构和法人实体中的董事会相同。帕布帕德去世后,亿世康面临的实践和理论上的问题是:按照的外士纳瓦基本神学论,古茹即是神的直接代表,因此应该受到门徒“与神同等层面”的崇拜,但同时,又如何能够按现代理念的合法机制,接受一个委员会的管理呢?尽管几位古茹的堕落和偏离造成了亿世康的领导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促进了对协会对古茹的制度化结构的修改。 1977年5月28日,圣帕布帕德的疾病晚期,GBC委派了一个由七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去询问圣帕布帕德关于继任古茹的棘手问题:圣帕布帕德离世后追随者将如何接受启迪?圣帕布帕德回答说,它将立即选一些门徒来承担启迪的活动――及对启迪候选人的批准、在他们的新念珠上念颂、为他们取灵性名字等等。这些奉献者将就是圣帕布帕德的代理祭师。但在圣帕布帕德离世之后,这些代理祭师如果合格的话,便可以自成古茹,任何受他们启迪的奉献者便成为他们自己的门徒,圣帕布帕德则是这些门徒的灵性师祖。 1977年7月,圣帕布帕德选择了十一位GBC成员开始作为行使古茹,然后发展至二十位。GBC认为圣帕布帕德已经选择了首批继承他的启迪古茹。 自圣帕布帕德于1977年11月去世后,这十一个成员以超乎寻常的快速,立即跳跃于亿世康其他所有的奉献者,甚至其他GBC成员之上。他们在GBC内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副委员会,掌握关于古茹和启迪事务的所有权限,包括独有的管理古茹和任命新古茹的所有事宜。 在所有的神像房里,奉献者都专门为圣帕布帕德设有一个宝座,代表他的灵性权威性。他去世后,大部分庙宇都在维亚萨宝座上安放一个圣帕布帕布真人大小的雕像。在早节目期间,奉献者通过古茹·普佳的仪式歌颂圣帕布帕德,仪式中,奉献者会聚集到维亚萨宝座前,唱一首传统的赞歌以赞美古茹,同时,一位祭师会作整套正规的祭仪。然而,在安放帕布帕德雕像的同时,两个稍低一些的新维亚萨宝座也被放在帕布帕德宝座的旁边。新的古茹就可以在这里和帕布帕德同时接受每日的供奉礼仪。帕布帕德右边的维亚萨宝座被神圣地供给管理当地阿查尔亚使用,而左边的则是‘客人维亚萨宝座’,给其他来访的启迪古茹使用。 圣帕布帕德组建GBC后,每个成员都对某一特定区域本运动的活动负责。随着新古茹的出现,十一个大的区域进一步细分为二十略小的次级区域。十一个区仍对应地由十一位启迪古茹,由该古茹作为GBC成员,(大多数情况下)协同其他非启迪古茹的GBC成员管理。对所有新人来说,当地阿查尔亚就被称为是‘这位’灵性导师。尽管原则上新奉献者可以自由选择启迪古茹,强大的社会和机构压力通常会将他的选择导向某一特定‘区域’。典型的案例是,如果一位奉献者特别希望受到他所处区域之外一位古茹的启迪,那他会被安排迁移到那位古茹的区域去。 地区的阿查尔亚有很强的实际力量,而古茹与GBC之间的关系(个人和集体两方面)很快就变得困难而麻烦。事实上,许多奉献者相信圣帕布帕德设立了两个权威结构――GBC和古茹。的确,古茹们――正式的顺从与仪式上的荣耀都不断强调他们为“圣者”,而他们自己的奉献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这很快便淹没了GBC的光芒。许多古茹都认为GBC只是一个暂时、特别的权宜之计,一位‘自现光辉’的阿查尔亚将会即时显现在古茹中间,然后运动将会统一在这样一位富有魅力的领导之下。而且,他们还觉得,古茹是神在地球的代表,因此也是绝对权威,这是他的本质特征。而GBC之间的交换关系则会损害到这一特征。实际上,就曾经有过正式的陈述说:为了运动的团结与和睦,古茹们‘自愿’放下他们天赋特权的绝对性,而接受了与GBC合作的相对性。 |